并且，已经形成的执法习惯、思路和风格，对之后的执法行为有重要影响。
[32](2006)天行初字第49号行政判决书。[15]《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第9条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采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资料。
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第9条则规定，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据经批准的城市、镇总体规划，遵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如何在行政的合法性证成的传统模式基础上，拓展行政的正当性证成装置，是今后仍然需要着力讨论的问题。[27]这对于我国城市空间利益分配的讨论也有意义，因为这将涉及对谁的空间问题的回答。而这些设施如何在一座城市中配置，除了可能会对相邻关系人的利益产生影响之外，也的确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上海市1987年制定实施了《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其第2条第2款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土地使用金制度。这种将复杂法律关系和多元利益化繁为简的处理方式，似乎未能使利害关系人行政诉讼充分有效地发挥出行政行为第三人效力制度的效能。这个构造是刚性的，它在规则之间确立了一种绝对的优先关系，而优先的依据就在于等级。
但阶层构造论使这种区分得以相对化，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行政，都被认为在创设（和适用）规则，它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国家功能的阶层构造。这两个必要阶层之间的关系在于，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法律规则形式必然起源于一种共同的规则形式，以及在决定不同法律规则形式的行为之间必然存在一种限定和被限定的关系。从性质的角度看，规则可被称为现实应然，相反，原则可被称为理想应然。纯粹形式化的实践理由是有缺陷的。
但另一方面，原则想要成为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成为法律原则，同样需要有制度性的来源。将实施行为排除于法律体系之外能在概念的层面上更加严格地贯彻作为纯粹法学之哲学基础的应当与是的区分。
[48]例如，制定法既是对宪法的适用，又是对法规或司法裁判的创设。[58] 归根到底，纯粹法学将法律规则视为一种框架，这个框架预留的余地可宽可窄。这些基本权利构成了一国法治的基本价值底线，无论如何都不能以任何方式去剥夺个人的这些权利，即使以民主的名义，否则就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在存在形式理由的地方，它在让行动者服从权威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理由之内涵的考量与对实践情形之特殊性的关怀，丧失了反思均衡的能力，造成规则的抽象性与个案之具体性之间相抵牾的困境。
除了议会中人头式的代表之外，尚有．宪法法院中论证式的代表。Franz Deuticke，1960，S.34f，55ff，114. [17]同上书，第237页。[5]价值论模式则以价值或目的作为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并要求法秩序在评价上的一致性和内在的统一性。[95] 对此，凯尔森进行了猛烈批评。
另一个反对意见是，规则与原则虽然有质的差别，但原则并不属于法律体系。因而，对于法律体系模式的讨论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单位，即要素问题。
个人对于法律规则的服从，也就意味着他对于多数人意志的服从。进而，由于属于自由裁量的空间，所以是否运用原则本身也完全取决于法官。
Duncker＆Humblot，1977，S.19-20. [32]Vgl.Adolf Merkl，Gesetzesrecht und Richterrecht，2Prager Juristische Zeitschrift339（1922）. [33]同上文，第208页。在纯粹法学看来，规则具有框架性，因而必然呈现出开放结构。首先，纯粹规则导向的刚性法治将法治化约为一种规则之治，而兼容规则与原则的柔性法治则同时容纳了理由之治。毁损，指的是变更或废止。因而，在刑事实体法条款之外，还要加上刑事程序法和组织法条款。在他看来，只有当具体的实在法体系明确含有变更既有法律规则的内容时，变更才是可能的。
但规则与原则的冲突和原则之间冲突的解决方式并不相同。[77]以德国当代学者罗伯特?阿列克西（Robert Alexy）为代表的基尔学派（原则理论学派）则对规则一原则模式作了最深人和系统的论述。
在规则一原则模式看来，认知与意志的二分无法反映司法裁判活动的性质。在积极面上，它则章味着更多的东西。
[20]这个概念还被纯粹法学单独用来指比静态法律规则更小的单位，例如只规定了构成要件之一部分或强制行为（法律后果）的法律材料，其实相当于法律规则的构成部分。[41]一方面，默克尔关于规则形式的论述并不连贯。
[20] 事实上，动态规则意图将法的创设过程表现在一条规则之中，并将整个法律体系化约为数量有限的法律规则。[43]综上，依照默克尔的理论脉络，法律体系的理想结构在概念上至少由三个阶层组成，从上到下依次为起源规则、具体规则（行为规则与权能规则）和实施行为[21] 《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的意见》规定，检察政务信息公开包括：主动公开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职权职责、机构设置、工作流程等与检察职能相关的内容，检察工作报告、专项工作报告，检察工作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创新举措、重大专项活动等内容，检察改革进展情况，与检察机关司法办案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违反规定程序过问案件的情况和检察机关接受监督的情况，检察统计数据及综合分析，年度部门预算、决算。[5] 高一飞、龙飞等著：《司法公开基本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2页。
一般来说，裁判者的评议过程、涉及当事人的隐私信息和机密信息都构成了司法公开的令人信服的例外。[15]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但是应当强调的是，各种形式之间不能互相代替，而且，对于面向公众公开的内容，应当在网络公开，而不应当由法院选择宣传栏、公告牌、电子触摸屏或者法院网站中的某一项，也就是说，只要是面向公众的公开，必须网上公开，但照顾到社会上有些人可能不上网，宣传栏、公告牌、电子触摸屏等可以作为辅助的形式。继续推进审判和执行公开制度改革，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大力推动司法民主化进程。
而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凭密码从审判流程公开平台获取以下信息：（1）案件名称、案号、案由、立案日期等立案信息。我国宪法第12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
[9] 二、客观看待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利与弊 如何看待各地不断涌现出的一系列的司法透明指数？事实上，关于建立数字化、精细化的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争论一直以来从未平息过。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存在一方面约束了司法审判人员，给其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将其行为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6] 谢圣华：将司法公开原则精细化标准化——司法透明指数研讨会综述，《人民法院报》，2012年6月20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型司法公开方式的灵魂在于其可以第一时间为公众所知悉，其及时性是传统司法公开方式无可比拟的。
2010年《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有关司法公开评估体系开始扬帆起航。从分数比重上看，庭审公开以及工作机制的建设是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重中之重，同时文书公开的重要性也得以体现，突出重点的设计模式是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灵魂。
从《六项规定》到《若干意见》，不难发现，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内容开始走向精细化、规范化。祝继萍，1989年生，浙江建德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助理。
如2014年7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河北法院阳光司法指数评估暂行办法》通过对省内各级法院司法公开工作进行量化打分和定期公布，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向参评对象发送点评意见，督促整改，而最终评估结果将进行全省排名并向社会公开。正因为如此，2015年1月20日，中央政法委要求，中央政法各单位和各地政法机关今年对各类执法司法考核指标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
